三代之所以治天下，损益有所不同。至于学校以养士，乡党以兴贤能，千数百载之间，未之有改也。先王之迹熄，下更汉、唐，仁君义主欲有为于天下，未尝不以得士为先急。然养之不以其素，求之不以其道，虽欲因时以就功名，而俊伟杰出，有纪于当世，考之以先王之法，观之以大学之序，则彼焉能胜其任哉。宋兴百年，仁宗皇帝始诏天下立学，盖有意于礼乐教化之事矣。今上即位，患学者弊精神于无用之诗赋，不足以应治官临民之实，三年春，始御集英殿试礼部贡士，策以致治之极；明年，遂下诏黜诗赋之科，使士明一经而求义理之所在，盖将遍得天下明经之士，以官使焉。夫诗赋之文，能言者知其无用。然自庆历以来三十馀年之间，朝廷以古文相尚，州县推行诏书，往往建庠序，教诸生，朝夕从事于六艺之文，虽隐约穷陋，多能喻上意，厌于雕篆淫浮之辞矣。故登科第，立朝廷，号多经术之士。上因人情之所愿，欲顺其势而利导之，反之所本，故天下翕然驰而赴之，莫有参差不齐之论。朝廷方兴学校，推三代选举之法，庶几于古治。呜呼，其盛矣哉！当是之时，秘书丞刘君定为县于歙之婺源，治成事简，邑之子弟从之学者，率常百有馀人。学者患其庙学庳也，相与请于州，易地而新之。盖经始于庚戌九月，越明年六月以成，凡为屋百有二十楹，而庙学之所宜有者皆具。材力不出于凡民，故无扰；簿领不关于胥吏，故无弊。因其时之閒暇，而无事于督责，故其成也迟久而壮大。刘君之为县，知其所先后缓急，邑人信而服之。又遭其时，得推所闻于学者，故能成此而不劳。然予闻之，学不患乎难知，患乎莫能行；不患乎难至，患乎莫能返。学者皆知宗孔氏矣，乃或得其粗而遗其精，或见其高而忽其下，或彷佛其一端，而不量其力之称否。故问农圃者有所不言，问鬼神者有所不答，问为政对之不同，而终其力之所至，岂苟相为异也哉！所以教之者各当其分，达之各尽其材而已。故其徒有可以治千乘之赋、任南面之责者，至于朝诸侯、有天下，则颜子一人而已矣。以彼诸子之材，有圣人为之师，日闻其所未闻，见其所未见，卒所以成就之者若此。呜呼，学其不既难矣哉！若夫后世之士，去圣人既已久远，得其书读之，不尽其意，又不谨其所习，则其入于杨、墨、申、韩之学也，将孰禦之哉？予既爱刘君之治，又嘉其邑人服从其令，以相勉于学，悉力以营新宫。思所以传示永久，则相与千里而丐文于予，因为原本朝兴学之次序，告以学者之所难，以相其邑人，使之归镵诸贞石，立之庑下，以俟朝廷教化之成，而婺源之士多成材也。刘君字子先，鄱阳人，好学而有文章，盖其志将有为，以见于世云。熙宁四年八月十五日，承奉郎、守右正言、直集贤院、知广德军管内劝农事、骑都尉、赐绯鱼袋、借紫孙觉记。

余友刘君子先，同郡泾邑人。始其家甚贫，乃挟策躬耕，力治生业，以俭约自持。久之，寖有馀赀，稍自给。泾当兵盗之馀，民多流冗，皆散而之它。南亩荆棘动连阡陌，有力者往往请于有司，占以为籍，独子先所治不过常产。余尝怪而问之曰：「邑有馀土，子有馀力，何不择其膏腴者稍增垦之」？先笑曰：「是非君所知。吾祖尝有遗训，不敢忘也」。因为余诵其五世祖赞善之言，大略以二事垂戒后世：「其一，不得以世禄补子弟官，使稚弱不通古今之务者出为民害，以绝吾嗣；其一，不得务广田园，使嗜利而好奢者因以废学，以绝吾教。其言今尚存，自吾上世无敢不奉其训者，顾不肖其忍违之」？呜呼，亦可谓仁人之言矣！刘氏世为泾人，自赞善公始登进士第，其子侍郎相继登科。侍郎生二子：仲氏仕不甚显，伯氏仕御史，皆登进士第。御史事神宗皇帝为谏官，熙宁间常以十事言大丞相王文公，词甚切直，闻其名者为凛然。御史公生二子，皆贤而有文，为布衣时与枢相蒋公游，同年登第，而仲氏之子亦以文词取乙科，为池州青阳县尉。自赞善以迄县尉君凡五世，卒无一人以荫补官者。虽仕宦达与不达固似不同，要之世有名士，咸以射策决科自列仕籍，相继不绝。余尝怪其初以一言垂训乎后，而子孙守之至五六世而不忘，天所以报之者亦与其言适相符契。至于佩服其言而力行之，则其为报殆未易量也。昔韩休、穆宁皆撰家训以遗子孙。开元间言家法者尚韩、穆二家，其后子孙皆有贤行，能世其族。然而薄于爱子而厚于忧民，笃于尚义而鄙于近利，其观摹宏远如赞善公者未之有也。子先将以其言刻之墓左，使仆记其本末以示将来。虽言词之陋不足以颂公之美，庶几托盛事以为不朽之传焉。绍兴五年六月中休日序。

窃惟故主太傅清河王，职综枢衡，位居论道，尽忠贞以奉公，竭心膂以事国，自先皇崩殂，陛下冲幼，负扆当朝，义同分陕。宋维反常小子，性若青蝇，污白点黑，谗佞是务，以元叉皇姨之婿，权势攸归，遂相附托，规求荣利，共结图谋，坐生眉眼，诬告国王，枉以大逆。赖明明在上，赫赫临下，泥渍自消，玉质还洁。谨案律文：诸告事不实，以其罪罪之。维遂无罪，出为大郡，刑赏僭差，朝野怪愕。若非宋维与叉为计，岂得全其身命，方抚千里？

王以权在宠家，尘谤纷杂，恭慎之心，逾深逾厉，去其本宅，移住殿西，阖门静守，亲宾阻绝。于时吏部咨禀刘腾，奏其弟官，郡戍兼补。及经内呈，为王驳退。腾由此生嫌，私深怨怒，遂乃擅废太后，离隔二宫，掠拷胡定，诬王行毒，含龄戴发，莫不悲惋。及会公卿，议王之罪，菲不俛眉饮气，唯咨是从。仆射游肇，亢言厉气，发愤成疾，为王致死。王之忠诚款笃，节义纯贞，非但蕴藏胸襟，实乃形于文翰，搜括史传，撰《显忠录》，区目十篇，分卷二十。既欲彰忠心于万代，岂可为逆乱于一朝。乞追遗志，足明丹款。

叉籍宠姻戚，恃握兵马，无君之心，实怀皂白。擅废太后，枉害国王，生杀之柄，不由陛下，赏罚之诏，一出于叉。名藩重地，皆其亲党，京官要任，必其心腹。中山王熙本兴义兵，不图神器，戮其大逆，合门灭尽，遂令元略南奔，为国巨患。奚康生国之猛将，尽忠弃市。其馀枉被屠戮者，不可称数。缘此普天丧气，匝地愤伤。致使朔陇猖狂，历岁为乱，荆徐蠢动，职是之由。昔赵高秉秦，令关东鼎沸，今元叉执权，使四方云扰。自古及今，竹帛所载，贼子乱臣，莫此为甚。

开逆之始，起自宋维，成祸之末，良由腾矣。而令凶徒奸党，迭相树置，高官厚禄，任情自取，非但臣等痛恨终身，抑为圣朝怀惭负愧。以臣赤心㥪娄之见，宜枭诸两观，洿其舍庐，腾合斫棺斩骸，沉其五族。上谢天人幽隔之愤，下报忠臣冤酷之痛。方乃崇亚三事，委以枢端，所谓虎也更傅其翼。朝野切齿，遐迩扼腕。蔓草难除，去之宜尽。臣历观旷代，缅追振古，当断不断，其祸更生。况叉猜忍，更居衡要。臣中宵九叹，窃以寒心，实愿宸鉴，早为之所。

臣等潜伏闾阎，于兹六载，旦号白日，夕泣星辰，叩地寂寥，呼天无响。卫野纳肝，秦庭夜哭，千古之痛，何足相比。今幸遇陛下睿圣，亲览万几，太后仁明，更抚四海，臣等敢指阙披陈，乞报冤毒（《魏书·韩麒麟附传》。灵太后反政，子熙与怿中大夫刘定兴、学官令傅灵檦、宾客张子慎伏阙上书。）。

宋明帝诏答王景文，其略曰：「有心于避祸，不若无心于任运。千仞之木，既摧于斧斤；一寸之草，亦悴于践蹋。晋将毕万，七战皆获，死于牖下；蜀将费祎，从容坐谈，毙于刺客。故甘心于履危，未必逢祸；从意于处安，未必全福」。此言近于达者。然明帝竟杀景文，哀哉！景文之死也，诏言：「朕不谓卿有罪，然吾不能独死，请子先之」。诏至，景文正与客棋，竟，歛子纳奁中，徐谓客曰：「有诏，见赐以死」。酒至，未饮，门生焦度在侧，取酒抵地，曰：「丈夫安能坐受死，州中文武，可以一奋」。景文曰：「知卿至心，若见念者，为我百口计」。乃谓客曰：「此酒不可相劝」。乃仰饮之。苏子曰：死生亦大矣，而景文安之，岂贪权窃国者乎？明帝可谓不知人者矣。

近除刘定为京西南路提刑。按，定天姿刻薄，罪恶不一，向任河北路提举保甲，一路被害，众所共知。岂可更擢监司，复为一路之害？

伏以先朝始议推行天下保伍之法，要在辨察奸伪，屏除盗贼而已。小人欺罔，遂进邪说，令教府界三路之民，使之知兵。呜呼，其亦不思而已矣！自先王道德之泽熄而礼义之俗坏，三代井田之法废而兼并之徒兴，千百年间，积习陵夷，兵民乃判。世变之异，惟圣智为能通之。以太祖、太宗雄材大略，深虑远谋，并一四海，降慑群雄，措子孙帝王万世不拔之规模，顾不知养兵之为费，而独严兵器之禁者，示民不可使知兵也。府界三路保甲，患害虽均，而河北为甚者，使者之罪也。刘定上挟章惇之奸党，下附狄咨之庸才，内纵巡教指使，恣为诛剥，外为姑息宽假，抑沮州县，使法令行乎其民，大肆凭陵，公行恐喝。故真定、获鹿之变起于后，而澶、滑之盗作于前。祖宗社稷之灵，圣听睿断之果，不惑乎奸言邪说，卒从废减，不然，患害未易知也。今馀毒遗孽，其弊犹存。奸恶之魁，既已屏斥于外；而刘定、狄咨生事起变，罪状显然，假息窃视，冀于幸免，未正典刑，深郁士民之愤。伏望圣慈察获鹿、澶、滑之变，职刘定、狄咨之由，早正其罪，重行黜削。其后来颁降教阅画一事件指挥，乞令枢密院再加详议，约束禁止，以全祖宗万世不拔之规模，则天下幸甚！

〔贴黄〕周世宗复三关故地，我祖宗平四方僭窃，未尝藉民兵也。前日陕西军贼王冲盘礴数州之间，每入团教场，则保甲环拜纳兵仗而走，则知保甲不足用以战，而适足为患耳。刘定、狄咨以教场内地所种菜，配卖与保甲，取其入为己用。定、咨身且如此，则左右使令之人，安得不肆为诛剥乎！

臣伏见熙宁之初，王安石、吕惠卿等造立新法，先言天不足畏，众不足从，祖宗不足法，使朝廷不惧灾异，不恤众言，悉变更祖宗旧政。多引小人以误先帝，勋旧之臣屏弃不用，忠正之士相继引去。又启导先帝用兵开边，结怨外域。至熙宁七八年间，天下愁苦，百姓流离。幸赖先帝圣明觉悟，再罢安石，两逐惠卿，终元丰之世不复召用。而所引小人已布满中外，不可复去。如蔡确连起大狱，王韶开边熙河，章惇开边湖南，沈起引惹交贼。寇陷三州，朝廷讨伐，前后死伤二十万。吕惠卿、沈括、俞充、李稷、种谔等兴造西事，死伤者又二十万。先帝悔悼，亲谕辅臣曰：「安南、西师，死伤皆不下二十万，朝廷不得不任其咎」。又言：「吕惠卿可诛」。元丰之末，吴居厚行铁冶之法于京东，王子京行茶法于福建，蹇周辅行盐法于江西，李稷、陆师闵、李元辅行茶法市易于西川，刘定教保甲于河北。此诸路之民，皆愁苦嗟怨，比屋思乱。当此之时，人心懔懔，朝夕不保。幸赖陛下与先太皇太后蚤从众言，悉罢新法，修复旧政，天下之民如解倒垂，九年之中，海内晏安。事理无疑，明如日月，外至戎狄，无不咸赖。唯是向来所逐小人日夜伺候今日事变，妄意陛下不以修改法度为是。如使小人得至朝廷，必进奸言，上以惑误陛下，次以倾害善人，下以胁持群臣。万一陛下过听，而小人复用，岂唯正人不敢立朝，臣恐宋室自此陵迟不复振矣。臣每思元丰之末，人心已离，不意朝廷复有今日，所以不避万死，为陛下明言之。伏望陛下常以社稷为念，深惩小人倾危国家，明谕执政大臣，凡向来所逐，除已死亡外，存者屏废永不复用，则海内无不安枕矣。取进止。

公讳世采，字徽之。曾祖楚康惠王德芳，祖英国公惟宪，考荣安僖王从式。初赐名，补太子右内率府副率。历右监门率府率，右千牛卫将军，右监门卫大将军，右武卫大将军、高州刺史，右羽林军大将军、茂州团练使，和州防禦使，迁吉州。性恭肃，容貌严整，每造朝，进止可观。奉祠陵庙多被选，未尝有失。仁宗尝书「忠孝」二字面赐之。嫡母高夫人早卒，藁葬英公别茔。荣王薨，公表请迁祔王墓，竭力以奉大事，宗室称孝。所生母李氏，公未胜衣，被出，转徙失其所归。高夫人丧毕，公勤恻哀疚，形于寤寐，访求得之，封长寿县太君，殁赠安康郡太君。侄令磋早夭，嗣续不立，公为经画后事，躬视细务，用度一出于己，人以为难。公生于宗邸，不喜纷华，约身持法，好施乐善，没之日，家无馀财，诸子贷俸以毕襄事。元祐四年五月壬午卒，年五十。娶高氏，供备库副使遵宪之女，封文安县君，卒。继室以庆州经略使遵裕之女，封崇安县君。皆太皇太后之从妹也。十七男：曰令祁，成州刺史；曰令祛，宁州刺史，皆右武卫大将军；曰令画、曰令缶，皆右监门卫大将军；曰令璋，庄宅副使；曰令惠，右侍禁；曰令鲧、曰令㻟，皆左班殿直；曰令箌、曰令稻，皆右班殿直；七人亡；曰令祝，右内率府副率，曰令瑹、令駴、令腾，皆左班殿直；曰令箌；馀二人未名而夭。女六人，适康承益、李谅、李谊、薛恭之、管泳，并奉职，一早夭。孙男十一人：曰子礼，三班奉职，早夭；曰子圭、曰子愿、曰子思，皆右班殿直；曰子先、曰子行、曰子生、曰子徊、曰子瑡，皆三班奉职；曰子告、曰子礼，未官。孙女十五人。九年二月己酉，葬河南永安县。铭曰：

煜煜荣王，克大其后。公实似之，忠孝两有。帝锡之书，焕若星斗。惟其令名，没而不朽。

合异为同，《易》之道也。天下之道，散同而已。冒天下之道，此《易》所以无体，无乎不为。盖非冒天下之道，不足以为《易》。

道为天下之母，然后寂然之中，生出有象，长育有器，建立有法。老者入死，故穷则变；少者出生，故变则通。往来不穷，新故相代，故通则久。夫穷则变，变则通，通则久，《易》之道也。黄帝、尧、舜、禹、汤，通其变，使民不倦；神而化之，使民宜之，遵《易》之道者也。不以人废天，不以故灭命。是以自天祐之，吉无不利。乾坤役使六子者也，其言能变，化成万物，所以不及天地。其言山泽通气，风雷相薄，则曰天地定位而已。

「既有典常」者，《易》之书也；「不可为典要」者，《易》之道也。言要以其不及详，言常以其不及变。典之为道，要常而已。

典者道之降，则者典之降，法者则之降。《易》之道至于为书，亦已粗矣。然而不言法则何也？以《易》而示他经，则其为书犹主于道焉。《礼》以世法为主，《诗》以人情为主，《书》以时务为主。「变动不居」，至「惟变所适」，言《易》所以为道，其出入以度。至「既有典常」，言《易》所以为书。《易》之为书，有道存焉。故以同民患则有济天下之仁，以前民用则有周万物之智，不可远也。尊之如父，亲之如母。其入以度，使内知惧，则虽入无保，如有辅翼之者；其出以度，使外知惧，则虽出无师，如有教之以事者。虚一之中，真性存焉。利欲不能复炎，其犹井欤！既洁净矣，无事乎渫；既正固矣，无事乎渫。其地冽，其泉寒，供物之求而已。

迎之不见其首，随之不见其后，《易》之道也，故能与天地为终始。万物入死矣，天地未尝有终；万物出生矣，天地未尝有始。视之不见名曰夷，听之不闻名曰希，《易》之道也，故能与天地准。是故形体之所覆载，情气之所交感，未尝有馀，未尝不足。天地，物之大者尔，未离乎物，而不与物同为始终有馀不足。夫何故也？《易》有所与故也。

反身自爱，致静而动之谓仁；复本反始，以齐万物之谓道。《复》之初九，一阳来复之时，万物归根之地。其冥也，为明之藏，为物之复始；其罔也，为有之舍，为物之资始。以人言之，则反身自爱，致静而动之仁；以天言之，则有复本反始，以齐万物之道。道与仁相为左右，道与物相为得丧。六四与初为应，从道者也；上六迷复，徇物而往者也。

貌、言、视、听、思五者，君以仁民者也；雨、旸、燠、寒、风五者，天以生物者也。是故肃、乂、哲、谋、圣五物之时若之，狂、僭、豫、急、蒙五物之常若之。圣人之治天下，无狂而能肃，无僭而能乂，无豫而能哲，无急而能谋，无蒙而能圣。是故五物未尝极备，而亦未尝极无，数或有之。圣人能以五事裁其有馀，成其不足。《易》曰「裁成天地之道」，则成能乎其中矣；「辅相天地之宜」，则成位乎其中矣。

舜以禹、皋陶为己忧，故「臣作朕股肱耳目」，特以命禹。「股肱喜哉，元首起哉」，特以谕皋陶。夫禹、皋陶与舜为一体者，而舜或失之，则一体废矣。为己忧也，不亦大乎！

「无有作好，遵王之道」，为「惟辟作福」言之；「无有作恶，遵王之路」，为「惟辟作威」言之。好恶不作，公生明夷旷之中，遂无万物之累。故言其无滞碍，则曰「王道荡荡」；言其无险厄，则曰「王道平平」；言其无邪枉，则曰「王道正直」。

遵王之道，则有作福之仁；遵王之路，则有作威之义。会而归之，以立有极之本；散而行之，以致有极之用。方其会而归之，未始有好，故能无作好；未始有恶，故能无作恶。无偏无党，或见于公；无反无侧，或见于正。此则有极散而行耳。

人之于学，有情然后好善，有志然后向善。情有好恶，志有向背。以好恶之情，好善而恶恶，则《孟子》所谓若其情者也；以向背之志，向善而背恶，则《书》所谓逊志者也。盖惟穷理之学为能逊志，学在耳目之间，未有能逊者也。

「惟学逊志」，则有受道之资；「务时敏厥修」，则有致道之力；「乃来」，为其质有所受，力有所致故也。高宗之学，「暨厥终罔显」，岂非志之所在有所未逊欤？故高宗之命说曰：「尔惟训于朕志」。说之训高宗曰：「惟学逊志」。

学之序，能辨志，然后能逊志，能逊志然后能继志。辨志，求道之时也；逊志，从道之时也；继志，会道之时也。志于道则无累，志于仁则无恶。

伏羲、唐尧、周公无成与亏者，同乎道也；有成与亏者，异乎法也。可异者法而已矣，道不可异也。荀卿以「道过三代谓之荡，法异后王谓之不雅」。然则荀卿所谓道与法者，异乎吾所谓道与法也。雄之言曰：「法始乎伏羲，成乎尧，匪伏匪尧，礼义哨哨」。其贤于荀远矣。

相道者天，相天者人。道无形也，视之不见；道无体也，抟之不得，且无所由也，无所居也，无所行也，无所止也。及其之乎上者，其数三天；之乎下者，其数两地。参伍以变，错综其数，偶者合之以奇，奇者合之以偶。生者斯成，始者斯终。积刻而为辰，积辰而为日，积日而为月，积月而为时，积时而为岁。有生类不能逃此。五行之数，有生有成，有奇有偶，有盛有衰，有清有浊，或相制，或相顺，或有馀，或不足。有生之类，食息嚬笑，上下小大，不能逃此。言其道也，或居乎小人，或居乎君子；言其位也，或居乎上，或居乎下；言其分也，或居乎富贵，或居乎贫贱；言其情也，或居乎厚，或居乎薄。安其所居，不相乖异，此天相之也。五典以叙，五礼以秩。其为彝也，始终之不可穷；其为伦也，先后之不可乱。然而九畴之类，「初一曰五行」，非人所与焉；「敬用五事」，「农用八政」，「协用五纪」，「建用皇极」，「乂用三德」，「明用稽疑」，「念用庶徵」，安其所居，不相乖异，此人相之也。叙者以惇，秩者以庸。不可穷者，推之使通；不可乱者，辨之使治。

天子施礼于诸侯，以十有二牢，以多为贵也；诸侯报礼于天子，膳以牲犊，以少为贵也。以多为贵者外心也，以少为贵者内心也。《礼器》曰：「古之圣人，内之为尊，外之为乐，少之为贵，多之为美」。诸侯之于天子，观天下之物，无可以称其德者，得不以少为贵乎？《郊特牲》曰：「牲孕弗食，祭帝弗用」。诸侯之膳天子，上同乎帝，尊贵之也。天子之于诸侯，为之牢礼之数，而诸侯之待王官也，令百牲皆具，乐美之也。盖谓待王以多则为亵，待百官以少则为简。故《礼器》曰：「先王之制礼也，不可多也，不可寡也，惟其称焉（此条又见《永乐大典》卷二○四五八。）」。

不矜而庄，人之道也；不言而信，天之道也；不厉而威，神之道也。

致民力而望地利，可必也；致地利而望天时，不可必也。天时之运，丰登中下，未始有常。先王以耕计积，以仂计用，以釜计食，非其吝人以自养也。为国备天时之变，则以耕计积；为民应天时之变，则以釜计食。

司稼一年之上，不出敛法，则其取财有义。廪人以岁之上下数邦用，则其用财有礼。天时之变，其所生者弗盛，而国之所积厚焉；其所取者弗多，而君之所用杀焉。

六刑为六行而设，造言乱民之刑，为六刑而设。六行之数不明，造言者乱之也；六行之俗不成，乱民者害之也。孟贲之不动心也以力，告子之不动心也以言，孟子之不动心也以德。有力者不必有言，故孟贲之勇，众力能胜之；有言者不必有德，故告子之勇，众辩能胜之；孟子之勇不可为众，举天下之辩，穷天下之力，未有能屈之者。孟贲、告子区区言力之间，何足道哉！而公孙丑以孟子过孟贲远矣，将欲贤孟子，不知其实卑之也。此孟子所以言「告子先我不动心者」，以鄙公孙丑之言欤！「告子先我不动心」，且未足以为贵，则虽过孟贲远矣，何足以进我哉！

北宫黝之勇，知用其气而已，不及自守；孟施舍之勇，知守其气而已，不及自反。知用其气则养之无所在，故曰「北宫黝之养勇」。知守其气则养之有所在，故曰「孟施舍之所养勇也」。孟施舍量敌虑胜，与夫自反相似；「视不胜犹胜」，与「千万人，吾往矣」相似，北宫黝「恶声至，必反之」，与夫「不可者拒之」相似。二子之勇，皆不及是，故曰「未知其孰贤」。北宫黝「思以一毫挫于人，若挞之于市朝」，此使于区区之气者；孟施舍「量敌而后进，虑胜而后会」，此使于区区之智者。量敌虑胜，能虑人矣，不能虑己。「无严诸侯，恶声至，必反之」，且不能虑人，而况于己乎？然而皆末耳，本之则无如之何。及之有知，居之有仁，行之有义，此曾子所以为勇之大者。直在人，曲在我，则「褐宽博，吾不惴焉」；曲在人，直在我，则「虽千万人，吾往矣」。

心，志之君也；志，气之帅也；气，体之充也；体，气之寓也。人之气时发于心，君无志以将之，则趋蹶而已。君子尝使其气，次志之所至。志之所至为之限，而气不得以过之。过其所至，则犹新生之犊，猖狂妄行，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，莫之知辟者众矣。君将有为也，任志而用之；帅将有行也，任气而用之。持其志者，心为之君而已。

以北宫黝用其气言之，则孟施舍量敌虑胜为守约；以曾子自反言之，则孟施舍量敌适足以为守气，曾子自反乃真守约也。言孟施舍守约，所以抑北宫黝，欲其尚曾子所谓勇，故略子夏。曾子之勇，孟子之不动心，一也。孟子言曾子之勇，所以自明；言北宫黝之勇，所以明孟贲；言孟施舍之勇，所以明告子。

不惑故能定，不动故能应。不得于言，勿以不动求于心，则告子以心本于言矣；不得于心，勿以不蹶求于气，则告子以气本于心矣。气之不蹶本于心，此固是也。然而心之所本，告子之见既已误矣，气之所本何所恃哉？言屈则心动，心动则气蹶。告子之言幸而胜天下之辨则可矣，天下之辨有能胜之者，则告子之心其能不动乎？告子之言，所谓不必有德者也，夫谁不可胜哉？有德则言本于心矣。不得于心，勿求于言与气，然后其说具矣。言与气之所本者心也，心之所本者道也。

欲其防气壹也，则曰「志至焉，气次焉」；欲其防志壹也，则曰「持其志，无暴其气」。存适不通谓之志壹，趋蹶则气之动也；流行不通谓之气壹，迷误则志之动也。虚一而静，心之道也，任志率气，以应天下之变。志壹之患，非特其气趋蹶也，反动其心，则中之所主丧矣。

言生于心，而告子曰「不得于言，勿求于心」，此其所以不知言。气「集义所生」，而告子曰「义外也，非内也」，此其所以不善养气。孟子曰：「我知言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」。岂有他哉！以言生于心，以义在内而已。

复为精气，则合天地之德；散为和气，则赞天地之化。去知与故，循天之理，以直养而无害者也。

至大配道，至刚配义，无是馁也。无是义，道为配。

君子之气复于仁，生于义，空于道。有除害之心，则怒气之所生；有兴利之心，则和气之所生。兴利除害之心忘，则仁守其气矣。

「集义所生」，此孟子之养气也；「义袭而取之」，告子之养气也。慊者，自反而足者也。告子外义，徒行其气而已。能无馁乎中心之所畏，言与义卫其外焉，此其所恃以不动者也。其言不本于德，其义不根于性，欲使其心不动，亦已难矣（《演山集》卷五三。）。

此则原缺字甚多，据清抄本补。

李十六至于从辟如此，亦可念。顷颍昌相见，贫甚也，又不脱罪籍，则十五口衣食实无所出。子先二子可学，亦欲及时，令不失学耳。庭坚顿首。

刘定昨驰往泾州体量弓箭手、蕃部当赈济否，至今多日，深虑过时，或致逃徙、饿殍，宜速具以闻。

永兴等路提点刑狱刘定、提举常平等事马瑊，除本路经费钱外，并辇置近边州军，召商人及市易司于熙、河二州入中粮草。

凡劄下刘定事，并令中正处置，庶军事有所总一，人情不至矛盾。军中但拊循士卒，修利械器，蒐简病弱不任战者，以厚赏募人为间，并分将官守要害，无令贼徒奔轶。秋熟，师徒在野，宜检视医药、饮食，全养士气，以须中正之至。

已立赏购捕廖恩及遣募士讨除，可更降敕榜付刘定相度事势招降，庶一方生聚早遂安处。

廖恩群贼至今一百余日未见扑灭，令福建路体量安抚刘定体量转运、提刑司有措置乖方，即仰取勘以闻。其应差募捉杀军兵，仰转运、提刑司频行犒设，并宿食医药，无令失所，务使忘劳。仍出榜，如能捉杀到廖恩，授内殿崇班，赐钱一千贯，获以次投首，并约此支赏。

河北、河东、陕西路各选文武官一员提举义勇、保甲。武臣提举义勇、保甲兼提点刑狱，文臣提点刑狱兼提举义勇、保甲。自今五路提点刑狱准此。东上閤门使荣州刺史狄咨、河北西路权判都水监都官员外郎刘定、河北东路东上閤门副使王崇拯、权判刑部集贤校理黄廉并河东路引进副使张山甫、永兴等路权判兵部太常博士李深、秦凤等路提点河北西路刑狱杜常、提点永兴军等路刑狱叶康直，并就领其事。

据刘定言，澶、魏保甲初无凶恶迹状，乃是素怀不忠、异议之人，张大扇摇，破坏保甲成法，以至上达朝廷，为之动心，差官穷治其事，骇闻四方。可下刘定密切具析元初张皇官司以闻，无得避忌不尽。仍下李宜之、王子渊见鞫保甲事，限十日结绝，杖以下勿禁。